首先，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反思。20世纪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丧失、破碎的时代，也是阿伦特认为的公共之善丧失的时代，在此情形下，阿伦特看到了古代传统与现代的分裂,认为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对古希腊和罗马的政治思想的重视与反思。［17］阿伦特批评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谴责柏拉图发明了一种虚假的本体论，她批判柏拉图式的抽象，认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多元，而柏拉图对多元化的拒绝或许会带来一种难以想象的恐怖，在此意义上，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是反本质主义。阿伦特主张复归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政治状况，这是存在主义者对传统的重新构想，不仅仅是保守的和怀旧的，而且是反映热爱传统的倾向。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试图围绕主体间性，从“生”的本体论基础上构建“新政治哲学”，即行动或交往的政治哲学。她的劳动论题并非只针对马克思的劳动观点，不可否认，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观有误解，需要学界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作出反驳。但是，阿伦特同时也批判了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问题在于：阿伦特在批判其他思想家的劳动观的同时，为何独独将矛头指向马克思的劳动观呢？在阿伦特看来，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马克思那里才真正终结（暂不论此说的正确与否），这提醒人们：是否要着眼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才能深刻理解阿伦特所阐述的劳动观呢？换句话说，要深刻理解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责难，则需首先理解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的“劳动”内涵，这同时为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观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即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此外，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这本手稿的《卡尔·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传统》篇目中，阿伦特坦言对马克思进行思考或写作，的确是件极其艰难的事。阿伦特指出，在西方政治社会中，存在大量的对马克思的指责、误解和轻率攻击，尤其是对马克思真实学说的遮蔽。阿伦特认为，人们往往忽视了关键所在，即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源头——西方政治哲学传统。

其次，警惕现代性中潜藏的危险。当前，为何要阅读并重视阿伦特？因为阿伦特对现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最深层次的问题、困惑和危险倾向非常敏感。她关注的这些问题、困惑和危险倾向在人类当前的生活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危险［18］(P57-62)，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态破坏，等等。阿伦特对20世纪特殊的“邪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对人性中的弱点有着一种诊断。［19］(P153)以上的问题、困惑和危险正是现代性的隐患。阿伦特提醒人们，对现代生活中的潜在危险倾向要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现代社会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社会，也可能是一个最坏的社会。“劳动”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阿伦特在政治哲学中，极力驳斥极权主义带来的危害，重视的是复多性、多元性，反思、批判的是大写的“一”。从复多性角度考察阿伦特的“劳动”概念，就不难理解阿伦特对现代性条件下的“劳动”的批判了，在她看来，对劳动中出现的任何暴力以及带来的无权利，都应当保持警惕状态。对于有可能导致“极权”或“恶”、有可能使人陷入被奴役的所有人类活动，都有必要对其保持谨慎的审视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提供了批判现代性的政治现象学视角。

再次，对崇高人性的不懈追求。阿伦特将劳动、工作、行动视为三种主要的人类活动，但劳动和工作均是前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而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在于行动。在此意义上，阿伦特重视行动、自由，主张回归世界，正视世界，参与构建世界，其中彰显的是对世界中的“人”的终极关怀和崇高人性的不懈追求。阿伦特在一次访谈中，曾明确表示自己不属于哲学家的圈子，如果人们非要谈及职业，那么自己的职业就是政治理论。［20］(P108)这表明阿伦特为了政治而审判哲学［21］，向来注重“行动”的政治经验或政治主张，而非纯粹的哲学思辨或体系建构。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在政治经验中，行动胜过服从“生命必需性”的劳动。劳动的世界是封闭的、私人性的，几乎没有公共空间，人与人之间也不是主体间性的。主体间性意味着人们共同拥有世界，将他人联系在一起，而非劳动呈现出的纯粹的私人领域，主体需将自身瞄定在他人世界中，主体和他人共同构成了世界。［22］人们为了共同的世界而有所行，行动同时意味着积极、主动和希望，唯有行动，才能彰显人对世界负有责任，才能充分发挥人的理性自律性，进而构建有家园感的世界。此外，阿伦特重视人类心灵中的其他态度和情感，诸如尊重他人，保持友谊和善良，对暴力的仇恨和反抗，这些都可以成为人类道德中抵抗邪恶的源泉。被嵌入历史、被时间定义的人类文化，或许会与纯粹的理性发生冲突，但在共同世界建构中也可以成为道德的坚实基础。对和平、正义、人类尊严等的渴望和坚守，则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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