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堪言说的恐怖：纳粹极权

“阿伦特之所以如此具有感染力，是由于她能够认识人类事务的黑暗面，能够认识人类历史中出现的不堪言说的恐怖。”［5］(P12)从阿伦特自身的生活遭遇以及她对所处世界悲惨景象的具体揭示中，可以深刻理解纳粹极权造就的不堪言说的恐怖。尽管阿伦特对极权的起源及类型的阐释并非总是与对日常现象的分析描述一致，或许部分论断让人们难以接受，但毋庸置疑的是，阿伦特有关极权的洞见至今仍吸引着不同背景和政治环境的人进行思考和研究。其中，阿伦特关于纳粹极权的研究，至今仍提醒着人们：当“恶”来临时，人们该怎么办？或许，这是阿伦特自1975年去世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遗产。

阿伦特的生活遭遇并非与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完全无涉，在一定程度上，阿伦特身处的周遭世界以及生命中经历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理解其思想的关键背景。比如，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是其在孩童时期被街上小孩们的反犹言论刺激，遭遇到的尴尬而意识到的。［6］(P16)“犹太人”的标签是外在贴上的，其看似特属于“犹太人”的身份，实则属于“反犹主义者”的身份，表明的是“反犹主义者”的立场。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以及此后因此身份而遭受的集中营关押、无国籍流亡等，折射出犹太人的命运及在欧洲社会地位的状况，也预示了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及极端恶的理解。背离人性的大屠杀使得阿伦特认识到极权统治在堕落体制中带来的“极端恶”的恐怖。［7］(P117)大屠杀中的“集中营”这部疯狂的死亡机器，将“极端恶”以及“纯粹的虚无”演练到极致，纳粹极权在完全虚构的意识形态下，借由暴政和完善的组织手段，实行着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计划。与此同时，历史、哲学传统、既有的价值规范体系等在此时已然完全断裂，在纳粹极权的绝对堕落体制中，生存的意义和责任完全丧失，可怕的梦魇如影随形。

此后的阿伦特在其备受争议、深受误解的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以其独特犀利的视角再次探讨“恶”，即艾希曼的“平庸的恶”，对这种肤浅败坏的“平庸的恶”的摧毁力量作了深刻思考。相比集中营带来的恐怖，艾希曼犯下的“恶的平庸”更加让阿伦特可怕，这种“平庸的恶”带来的毁灭和暴力绝不输于集中营（死亡工厂）中的毁灭和暴力，而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纳粹极权带给世界的史无前例的最大灾难，在这种灾难里充斥着不堪言说的恐怖。尽管阿伦特在极端黑暗和绝望的时代背景下从事着思考、写作和研究，但纵观她的作品，在绝望的揭示（一种具体化的悲惨景象）中，同时潜藏着深刻的希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是《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并在写作中经常引用奥古斯丁的那句名言：“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每次的新生保证了开端的形成，开端意指了每个人，当然其中也包括阿伦特，而阿伦特将会如何思考和行动？这需从她自身特殊的思想构镜谈起。

（三）特殊的思想构镜：现象学的“思”

阿伦特如何“思”？作为20世纪优秀且影响力巨大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和政治现象学家，阿伦特的思想构镜是极其复杂的。从其作品及思想发展历程来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本雅明等对阿伦特均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阿伦特与以上伟大思想家均展开过思想的对话和交锋。阿伦特的思想触角不仅延伸到古希腊政治哲学，也触及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例如，由于阿伦特所处的时代是“公共之善”丧失的时代，她考察了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古代政治传统，回溯到古典共和主义时代，主张一定程度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此意义上，阿伦特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8］(P272)；早年的阿伦特跟随海德格尔学习现象学，并且二人保持着特殊的私人关系，提及阿伦特的思想构镜，海德格尔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或许，阿伦特较为关注“经验与现象”的思考方式正是得益于海德格尔的启蒙；雅斯贝尔斯作为阿伦特的导师，成功地使阿伦特成为有理性的人，此后以“存在主义”的倾向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另有观点认为，阿伦特在政治哲学上是沿着康德的足迹，本雅明的身后人是阿伦特，等等。

上述线索一致反映阿伦特复杂的思想构镜，无论哪种主张均有其充分的依据和合理之处，但是，在她的作品和思想地图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的关键背景，即“现象学革命”，其中，犹太政治与德国的“存在哲学”是阿伦特思想的主要源泉。［9］(P13)阿伦特将目光聚焦在现实世界中的大量具体现象上，如难民、无国籍者、边缘人、多余者、活死人、赤裸生命、无权利、孤独感，等等，她总是力图回到政治现象本身，并通过她对政治现象或政治经验的理解，来揭示其显现给人们的真正意图。就此而言，阿伦特现象学方法的本质在于企图回到事物本身来昭示“人类归属的本质”［10］(P107)。“回到事物本身”，并依照事物自身的显示来理解，这不仅是阿伦特方法的本质，同时也意味着人在世界之中有所归属。“通过理解如其显示给我们的以及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来揭示我们存在的结构。由于她的现象学基础，共同的世界必然被理解为彻底地主体间的。共同的世界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判断而建立，进而约束着我们。”［5］(P7)这反映人们通过行动、判断建立的共同世界是“主体间”的世界，对阿伦特而言，此主体间性既非主观性，也非客观性，因为它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建立在多样性或复多性基础上，共同性的建构是其中重要的方面，行动、判断为人们建构共同世界提供了可能。概言之，阿伦特的方法论是现象学的，她的思想构镜突出地表现为现象学的“思”。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现实背景的梳理和把握，有助于理解阿伦特为何对“劳动论题”持审慎的理论态度。

文章来源：《世界有色金属》 网址: http://www.sjysjs.cn/qikandaodu/2021/0325/884.html